试论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概念源起与国情基础

新时代,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中,适应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需要,必须进一步拓展协商民主的决策辅助功能;适应新时代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的需要,必须进一步拓展协商民主的多元共治功能。只有坚持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坚持商量得越多越深入越好,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才能具有深厚的基础,也才能凝聚起强大的力量。

2.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的关系

考察当代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兴起的背景,则要将眼光聚焦于西方的代议制民主发展到“行政集权民主制”阶段所带来的弊端。如在美国,总统被称为“帝王般的总统”,美国总统既是国家元首、也是政府首脑,同时国家的外交权和军事权也主要掌握在总统的手里;英国的民主则被称为“首相民主”,在英国,政府控制着国家的行政权和立法权,并且有权解散议会;法国的民主制度被称为“选举的君主制”,法国总统有权任命总理、解散议会,而议会却不能有效地牵制总统的权力。当西方民主发展到这一阶段,国家权力更多地掌握在政府手中,作为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利益代表的议会被逐渐边缘化。西方国家的民众和学者不禁开始反思:在这种民主制度下,“主权在民”如何体现?立法与决策的合法性如何得到保障?正是在这一反思的过程中,人们开始重提雅典曾实行过的直接民主制。然而,随着各国人口规模的扩大,推行“全民公决”式的直接民主已经不现实了,但是各个国家开始普遍强调在国家立法和决策过程中的广泛的公众参与。西方“协商民主”概念的首次提出是在20世纪80年代约瑟夫·毕塞特所写的《协商民主:共和政府的多数原则》一文中,该文中所用的是“deliberative democracy”一词,后来我国学者将之译为“协商民主”。

在此后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实践与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作密切相关,主要集中在人大、党委、政府、政协等国家机关内部,主要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之间的政治协商,而且主要集中在国家层面。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随着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多元化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也逐渐由国家权力机关内部的协商过渡到国家权力机关与社会的协商。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上正式提出了要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此后,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内容和范围大大拓展,社会协商对话与党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相结合,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逐步提高,重大情况和重大问题让人民知道、经人民讨论,协商民主开始在国家、地方和基层三个不同的层次上展开。

二、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提出的国情基础

考察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提出的现实依据,既是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避免社会分裂、分化、动荡的有效途径,因为协商的本质就是寻求利益交集,寻找最大公约数,促进妥协及共同利益形成,从而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整合。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正式提出和确立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概念,报告用1段330个字论述了“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问题。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报告用4段574个字专门论述了“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问题。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强调,要发挥人民政协在发展协商民主中的重要作用。2015年2月9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明确了加强协商民主建设的重要意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渠道程序。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用2段375个字再次重申了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作用,并提出“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肯定了协商民主是我国政治制度的优势所在,提出要“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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